第十章 躲避治安队
第十章 躲避治安队 (第2/2页)他边走，边在心里，小心翼翼地盘算着：寄三百块回家，留三十块，应急，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，也能有个保障。再攒两个月的工资，就能给母亲，买一台电风扇了，湖南老家的夏天，很热，母亲，总是扇一晚上的扇子，才能勉强入睡，常常扇得胳膊酸痛，一想到母亲，不用再在夏天，扇一晚上的扇子，能安安稳稳地睡一觉，他的嘴角，就不自觉地往上翘了翘，眼里，也泛起了一丝光亮，所有的疲惫和辛苦，仿佛都烟消云散了。
他要先去邮局，给家里寄钱。九十年代的邮局，晚上九点多，还开着门，没有下班。邮局的玻璃门上，贴着一张“汇款须知”，字迹工整，上面写着汇款的流程、手续费，还有营业时间，纸张，已经有些泛黄，边角，也被风吹得卷边了。邮局里面，灯光昏黄，光线很弱，只能照亮柜台周围的一小片地方，显得有些昏暗，有些压抑。柜台后面，坐着一个戴眼镜的阿姨，四十多岁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脸上，没有丝毫表情，冷冰冰的，像是对所有的一切，都漠不关心，不管是前来汇款的务工者，还是他们脸上的期盼与疲惫，她都视而不见，只是机械地，办理着汇款手续，嘴里，说着生硬的普通话，语气，没有丝毫的温度。
那时候，没有手机转账，没有微信支付，没有支付宝，外来务工者，想要给家里寄钱，只能去邮局，填汇款单，手续费，要两块钱，虽然不多，但对于陈建军来说，还是觉得心疼——两块钱，足够他在食堂里，吃两顿早饭，足够他买一块肥皂，足够他给秀兰，买一本作业本，可他又不敢不寄，家里，太需要钱了，母亲，父亲，秀兰，大哥，都在等着他寄钱回去，他不能因为心疼两块钱，就耽误了寄钱，就让家里人，失望。
母亲，上个月，在信里说，父亲的脚，又开始疼了。父亲的脚，是年轻时，下田种地，留下的老毛病，每到阴雨天，就会疼得走不了路，疼得浑身发抖，只能躺在床上，连饭都吃不下。母亲，想带父亲，去镇上的卫生院，看看病，拿点药，可一直没去，说是舍不得花钱，说是家里，太穷了，钱，要留着，给秀兰交学费，要留着，给大哥，凑彩礼钱，要留着，应急，不能浪费在看病上。母亲，在信里，反复叮嘱他，在外，一定要好好干活，多赚钱，不用惦记家里，家里，一切都好，可陈建军知道，母亲，是在骗他，是不想让他担心，不想让他分心，不想影响他干活，不想让他，因为家里的事，而被拉长呵斥，被扣工资。
秀兰，是家里最小的妹妹，也是家里，唯一能读书的孩子。陈建军，从小就很疼秀兰，舍不得让她受一点委屈，舍不得让她，像自己一样，没读过多少书，只能背井离乡，出来打工，只能在流水线上，辛苦劳作，只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。秀兰，很聪明，也很懂事，学习成绩，一直很好，每次考试，都能考第一名，老师，也很喜欢她，常常表扬她。可母亲，在信里说，秀兰的学费，还差三十块，老师，已经催了好几次了，说再不交，就不让秀兰上课了。陈建军，能想象出秀兰，委屈的模样，能想象出她，趴在桌子上，偷偷流泪的样子，能想象出她，渴望读书，却又无能为力的眼神，心里，又酸又涩，恨不得，立刻，就把钱寄回去，让秀兰，能安心读书，能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。
大哥建国，比他大五岁，已经二十五岁了，到了该成家的年纪。母亲，托人，给大哥，介绍了一个对象，女方，人很好，很善良，也很勤劳，可女方的家里，要求三千块钱的彩礼，家里，拿不出来，母亲，在信里，说起这件事的时候，信纸上，有水渍，像是眼泪，洇的，晕开了字迹，模糊不清。陈建军，能想象出母亲，写信时的样子，坐在昏暗的煤油灯底下，一边哭，一边写，手，都在抖，脸上，满是无奈和焦虑，满是对儿子的愧疚和心疼。他知道，母亲，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大哥，能早日成家，能早日有自己的小家，能了却她的一桩心事，可家里，太穷了，三千块钱的彩礼，对于他们家来说，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，母亲，只能急得团团转，只能偷偷地哭，只能把希望，寄托在他的身上，寄托在他，在外打工，赚来的钱上。
陈建军，把那封信，看了好几遍，信纸，被他折了又打开，打开了又折，边角，都被磨得发毛，上面的字迹，也变得有些模糊，可他，还是一遍又一遍地看，一遍又一遍地默念，心里，又酸又涩，又充满了愧疚和自责。他在心里，默默念叨着：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能早点赚钱，没能早点，为家里，分担压力，没能让你，少操一点心，没能让父亲，好好看病，没能让秀兰，安心读书，没能让大哥，顺利成家。我一定要好好干活，多赚钱，拼命干活，拼命赚钱，让爸妈，少操心，让秀兰，能安心读书，让大哥，能顺利成家，让家里，能过上更好的日子，再也不用，这样受苦，这样为难。
陈建军，把信，小心翼翼地折好，和钱，一起装进信封里。信封，是从厂里，拿的，上面，印着“永丰玩具厂”的字样，还有工厂的地址和电话，纸张，很薄，很粗糙，却被他，小心翼翼地抚平，不敢有丝毫的褶皱。他拿出一支钢笔，那是他，从供销社，花五毛钱，买的，笔尖，已经有些磨损，写出来的字，有些潦草，可他，还是很认真，很仔细，在信封上，一笔一划，写着村里的地址，写着家里的邮编，写着母亲的名字，怕写错，每个字，都描了两遍，连邮政编码，都核对了三遍，确认没有任何错误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他想起家里的信箱，是父亲，用一块破旧的木板，钉的，很简陋，上面，没有锁，只是用一根绳子，简单地拴着，挂在村口的老槐树上。每次，他寄信，寄钱，都要等村支书，从镇上，捎回来，有时候，要等半个月，有时候，要等一个月，才能收到。他能想象出，母亲，每天，都会去村口的老槐树下，看看信箱，看看，有没有他寄来的信，有没有他寄来的钱，那种期盼的眼神，那种等待的焦虑，那种收到信和钱时的喜悦，深深刺痛了他的心。“再等等，妈，再等等，等我寄了钱，你就带爸，去看病，秀兰的学费，也别愁了，大哥的彩礼，我也会慢慢攒，我一定会，让你们，过上更好的日子，一定会，不辜负你们的期盼。”他在心里，默默念叨着，脚步，又快了些，离邮局，越来越近了，心里，也越来越期待，期待着，能早日，把钱和信，寄出去，期待着，能早日，收到家里的回信，期待着，能早日，听到母亲，欣慰的声音。
从永丰玩具厂，到邮局，要走二十分钟的路。这二十分钟的路，不算长，却很热闹，也很混乱，充满了樟木头，独有的烟火气，也充满了，未知的危险。樟木头的夜晚，不像夜晚，到处都亮着灯，没有丝毫的静谧，只有无尽的喧嚣，只有无尽的忙碌，只有无尽的疲惫。
工厂的窗户里，透出白晃晃的日光灯光，一盏接着一盏，照亮了整个厂区，一台台机器，还在不停运转着，隐约能听见，流水线的轰鸣声，隐约能听见，拉长的呵斥声，隐约能听见，工友们，疲惫的叹息声，那些声音，混在一起，构成了樟木头，最具标志性的夜晚旋律，单调而枯燥，却又，充满了无奈与挣扎。
大排档的招牌上，挂着红红绿绿的灯管，忽明忽暗，“好再来”“迎客来”“家乡味”的字样，在灯光下，格外显眼，吸引着过往的务工者。摊主们，依旧在铁锅里，奋力翻炒着，油星子，溅得满地都是，嘴里，依旧不停地吆喝着，声音，洪亮而急促，夹杂着，食客们的欢声笑语，夹杂着，啤酒瓶碰撞的声音，夹杂着，卡拉OK厅里，走调的粤语歌，构成了一幅，热闹而杂乱的市井画卷。
卡拉OK厅的门口，闪着霓虹灯，红的、绿的、黄的、蓝的，交替闪烁，把人的影子，拉得忽长忽短，显得有些诡异，有些张扬。门口，那些染着黄头发的年轻人，依旧叼着烟，眼神吊儿郎当的，时不时地，对着过往的务工者，吹口哨，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，偶尔，还会和路过的务工者，发生争执，甚至，动手打架，场面，十分混乱，却没有人，敢轻易上前，劝阻——在这座陌生的小镇上，每个人，都只想，安安稳稳地干活，安安稳稳地赚钱，不想惹事，不想给自己，添麻烦，不想被治安队，盯上，不想被抓走。
路边的小摊上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有人，在卖炒粉、炒面、卤蛋、烤红薯，有人，在卖二手衣服、旧鞋子、旧袜子，有人，在卖肥皂、毛巾、牙膏、牙刷，还有人，在卖廉价的零食、香烟、玻璃瓶的汽水。摊主将衣服，铺在地上，用手电筒，照着，嘴里，不停吆喝着：“十块钱三件，十块钱三件，便宜又耐穿！”“五块钱一双，五块钱一双，胶鞋，耐磨，适合干活！”“烤红薯，香甜软糯，一块钱一个，暖手又暖胃！”
那些务工者，纷纷围在小摊前，小心翼翼地挑选着，讨价还价着，脸上，带着几分疲惫，却又带着几分期待，几分喜悦。他们，大多，都很节俭，买衣服，只买最便宜的，买生活用品，只买最实用的，买吃的，只买最廉价的，他们，舍不得，多花一分钱，舍不得，浪费一分钱，因为，他们知道，自己的每一分钱，都来之不易，都是自己，在流水线上，辛辛苦苦，熬了十二个小时，一点点赚来的，都是家里的指望，都是母亲的药钱，都是孩子的学费，都是自己，回家的希望。
偶尔，有治安队的巡逻车，驶过这条街。摩托车“嗡嗡嗡”的声音，远远传来，带着冰冷的压迫感，瞬间，打破了街面上的热闹与喧嚣。街面上，所有的声音，都变得安静了下来，大排档的吆喝声，食客们的欢声笑语，卡拉OK厅的歌声，小摊主的吆喝声，自行车的铃声，都变得模糊了，只剩下，那令人心悸的“嗡嗡嗡”声，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，刻进每个人的骨子里。
摊主们，都会下意识地，低下头，不敢抬头看，不敢说话，甚至，不敢呼吸，生怕，被治安队员，盯上，生怕，自己，因为没有暂住证，或者，因为摆摊，被抓走。那些正在挑选东西的务工者，也会瞬间，变得紧张起来，纷纷，匆匆付了钱，或者，匆匆放下手里的东西，找个地方，躲起来，有的，躲进小巷子，有的，躲进大排档的角落里，有的，躲进旁边的小卖部里，直到，治安队的巡逻车，走远了，直到，那“嗡嗡嗡”的声音，消失不见了，他们，才敢，慢慢探出头，才敢，松一口气，才敢，继续，做自己的事，只是，脸上的喜悦，已经消失不见了，只剩下，挥之不去的紧张和恐惧。
空气里，全是炒菜的味道，油烟和蒜蓉酱，混在一起，呛得人嗓子发痒，忍不住咳嗽。还有一股，劣质香烟的味道，飘在街面上，挥之不去，夹杂着，塑胶味、炭火味，构成了樟木头，独有的味道，那种味道，既有烟火气，又有漂泊感，既有希望，又有无奈，刻在每个外来务工者的记忆里，一辈子，都忘不了。
陈建军，一边走，一边警惕地，听着周围的声音，阿强的叮嘱，在耳边，反复回响着：“路上机灵点，最近治安队查得严，听见摩托声，就赶紧躲，别硬扛。”他不敢有丝毫松懈，不敢有丝毫大意，时不时地，回头望一眼，生怕，身后，突然传来，那令人心悸的“嗡嗡”声，生怕，自己，被治安队，盯上，生怕，自己，被抓走，生怕，自己，辛辛苦苦赚来的钱，寄不出去，生怕，自己，无法给家里，一个交代。
他的脚步，很快，却又很轻，小心翼翼地，避开那些，治安队，经常巡逻的地方，小心翼翼地，避开那些，人多嘈杂的地方，尽量，走偏僻的小路，尽量，走小巷子，哪怕，绕远一点，哪怕，多走十几分钟，也不愿意，冒险。他的手，紧紧地，按在衬衫口袋上，按住，里面的钱和信，生怕，被小偷盯上，生怕，钱被偷，生怕，信被弄丢，那是他的念想，是家里的指望，是他，所有的希望，他不能，有丝毫的闪失。
他能感觉到，自己的心跳，有些快，“咚咚咚”的，跳得很急促，手心，也冒出了冷汗，浸湿了衬衫的口袋，浸湿了里面的信封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努力，让自己，冷静下来，在心里，默默念叨着：别害怕，别紧张，只要，顺利走到邮局，把钱和信，寄出去，就好了，只要，听见摩托声，就赶紧躲，就不会，被抓走，就不会，让家里人，失望。
就在他，离邮局，还有不到五十米的距离，就在他，心里，稍稍安定了一些，就在他，以为，自己，能顺利，把钱和信，寄出去的时候，他，听见了那个声音。
嗡嗡嗡。
从身后，传来的。低沉，密集，急促，越来越近，像无数只马蜂，在耳边，疯狂地飞，带着冰冷的压迫感，带着不容置喙的威慑力，瞬间，钻进了他的耳朵里，刻进了他的骨头里。
街面上的喧闹，好像，瞬间，安静了下来。大排档的吆喝声，食客们的欢声笑语，卡拉OK厅的歌声，小摊主的吆喝声，自行车的铃声，都变得，模糊不清，都变得，遥远起来，仿佛，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，听不真切，只剩下，那“嗡嗡嗡”的声音，在他的耳边，不断回响着，越来越响，越来越刺耳，越来越令人心悸。
陈建军的心，猛地缩了一下，像被一只冰冷的手，紧紧攥住了，疼得他，喘不过气，连呼吸，都变得，困难起来。浑身的汗毛，一下子，竖了起来，手脚，瞬间，变得冰凉，像是，被冰水泡过一样，没有一丝温度，连指尖，都在微微发抖。
完了，治安队来了！
这个念头像一块巨石，重重地，砸在他的心上，砸得他，头晕目眩，大脑，一片空白，只剩下，无尽的恐慌，无尽的无助，无尽的绝望。他下意识地，想躲，想找个地方，藏起来，想找个小巷子，想找个废品站，想找个任何，能藏起来的地方，可双脚，像灌了铅一样，沉重得，挪不动一步，僵硬得，无法弯曲，只能，呆呆地，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，眼神，空洞而恐惧，嘴里，喃喃自语着：“别抓我，别抓我，我要寄钱回家，我要寄信回家，我不能被抓走，我不能被抓走……”
他还没来得及，回头，看一眼，还没来得及，确认，治安队的摩托车，离他，有多远，还没来得及，做出任何，躲避的动作，一只手，就搭上了他的肩膀。
那只手，很有力，带着粗糙的茧子，按在他的肩膀上，像一块沉重的石头，压得他，喘不过气，压得他，几乎，要弯下腰去。那只手，冰冷而坚硬，没有丝毫的温度，仿佛，不是人的手，而是，一块冰冷的铁块，死死地，按住他，不让他，动弹一下，不让他，有任何，逃跑的机会。
“站住。”
那声音，不大，但很有力，像一把钝刀，砍在肉上，没有多余的语气，没有丝毫的温度，只有，不容抗拒的命令，只有，冰冷的威慑力，瞬间，打破了他，所有的侥幸，所有的希望，让他，瞬间，陷入了绝望的深渊。
九十年代的治安队，在外来务工者眼里，就是这样的存在——他们穿着灰蓝色的制服，腰上，别着对讲机和黑色的橡胶棍，眼神锐利，像鹰一样，扫视着，每一个外来务工者，说话冰冷，行事果断，没有丝毫的情面可讲，只要，你没有暂住证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在干什么，不管你，是不是，在好好干活，不管你，是不是，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他们，都能，毫不犹豫地，把你抓走，关起来，要么，让厂里，花钱领人，要么，直接，送你回老家，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。
陈建军的身体，瞬间，僵住了，浑身的血液，好像，都凝固了，不再流动，不再循环，浑身，冰冷刺骨，没有一丝温度。他能感觉到，自己的心跳，“咚咚咚”的，跳得很快，很快，快要从嗓子眼里，跳出来了，手心，全是冷汗，把口袋里的信封，都浸湿了，信封，被他，无意识地，攥得皱巴巴的，里面的钱和信纸，被揉得不成样子，仿佛，随时，都会，从信封里，掉出来，消失不见。
他的身体，开始，微微发抖，不是因为，冷——或者说，他以为，是冷，但其实，那是害怕，是深入骨髓的害怕，是对被抓走的害怕，是对无法赚钱回家的害怕，是对家里人失望的害怕，是对未知命运的害怕。那种害怕，像潮水一样，将他，紧紧地，包裹住，让他，几乎，窒息，让他，几乎，崩溃。
两个人，从他身后，绕到了前面来。都穿着，灰蓝色的制服，戴着，大檐帽，帽檐，压得很低，遮住了，大半张脸，只能，看到，他们的下巴和嘴唇，看不到，他们的眼神，却能，感受到，他们身上，那种，冰冷的威慑力，那种，不容置喙的威严。
前面那个，矮一些，身材微胖，脸圆圆的，看起来，不到三十岁，却有着，与年龄不符的沉稳，眼神，很老，像看什么东西，都看腻了，嘴角，挂着一丝，不耐烦的神情，手里，把玩着一个对讲机，对讲机，“滋滋”的电流声，断断续续，在安静的夜晚里，格外刺耳，每一声，都像，扎在陈建军的心上，让他，更加紧张，更加害怕。
后面那个，高一些，身材瘦长，脸也瘦长，嘴唇，很薄，抿成一条线，嘴角，往下撇着，眼神，很冷，像冰一样，没有丝毫的温度，像在看一件，无关紧要的东西，像在看一件，没有生命的垃圾，扫过陈建军的时候，没有丝毫的停留，没有丝毫的怜悯，只有，冰冷的审视，只有，不屑的嘲讽。
“暂住证。”圆脸的治安队员，开口说道，声音里，带着几分慵懒，带着几分不耐烦，却又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没有多余的废话，直接，切入正题。
那时候，暂住证，就是外来务工者的“命根子”，是他们，在这座小镇上，唯一的“通行证”，没有它，走到哪里，都抬不起头，走到哪里，都要小心翼翼，走到哪里，都可能，被治安队，抓走，没有丝毫的安全感。陈建军，心里，很清楚，自己，没有暂住证，厂里，虽然，说正在办，可还没有，办下来，他，拿不出，那张，能证明自己“身份”的小卡片，拿不出，那张，能让他，安安稳稳，在这座小镇上，生存下去的“通行证”。
陈建军的手，开始，剧烈地发抖，手指，僵硬得，几乎，握不住东西，他的嘴唇，动了几下，想说话，想解释，想祈求，可声音，有些发颤，有些结巴，结结巴巴地，说道：“我……我在厂里上班，厂里说，正在办……办暂住证，还没下来，真的，同志，我不骗你们，我刚来，不到两个月，厂里说，再过几天，就下来了，再过几天，我就能，拿到暂住证了。”
他一边说，一边，在心里，默默祈祷着，祈祷着，他们，能相信他的话，祈祷着，他们，能手下留情，祈祷着，他们，能放他一马，让他，先去邮局，把钱和信，寄出去，让他，能给家里，一个交代。他的眼神里，满是恐惧，满是无助，满是祈求，像一只，被抓住的羔羊，只能，任由，别人，宰割，只能，默默，祈求，别人，能手下留情。
“厂里说？哪个厂？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，拿不出来，就是拿不出来。”圆脸的治安队员，皱了皱眉，语气里的不耐烦，更浓了，手里的对讲机，又“滋滋”响了几声，电流声，更加刺耳，“我见多了，你们这些外来务工者，没办暂住证，就找这样的借口，什么厂里正在办，什么再过几天就下来，全是骗人的，别以为，我会相信你们的鬼话。”
他的声音，变得，更加严厉，更加冰冷，带着，毫不掩饰的嘲讽和不屑，仿佛，陈建军的解释，在他眼里，就是，最拙劣的借口，就是，最可笑的谎言，根本，不值得，他，相信，根本，不值得，他，浪费时间，去倾听。
陈建军的心里，一沉，一股绝望，瞬间，涌上心头。他知道，“正在办”这句话，在治安队眼里，不过是，最拙劣的借口罢了，他们，见多了，这样的谎言，他们，根本，不会相信，他们，只会，认为，他，是故意，找借口，蒙骗他们，是故意，逃避，没有暂住证的事实。
“永丰玩具厂！”陈建军，连忙，提高声音，像是，在给自己，打气，又像是，在祈求，他们，能相信他，“就是，前面那个，永丰玩具厂，有几百个工人，你们，可以去问，厂里，真的，在给我们，办暂住证，真的，再过几天，就下来了，我不骗你们，我真的，不骗你们！”
永丰玩具厂，在樟木头，不算小，有几百个工人，在当地，也算是，有点名气，他以为，报出，工厂的名字，总能，让他们，多一分信任，少一分刁难，总能，让他们，手下留情，放他一马，让他，先去邮局，把钱和信，寄出去。他的眼神里，满是期待，满是祈求，希望，他们，能给他，一次机会，希望，他们，能相信，他的话。
圆脸的治安队员，跟瘦长脸的治安队员，对视了一眼。两个人，没有说话，只是，用眼神，交流着，那种眼神，很复杂，有不屑，有嘲讽，有不耐烦，还有，一丝，冰冷的审视，仿佛，在讨论，该怎么，处置，这个，没有暂住证，还敢，找借口，蒙骗他们的外来务工者。
瘦长脸的治安队员，嘴角，往下撇得更厉害了，从鼻子里，哼了一声，像是，笑了一下，又像是，没笑，那笑声里，满是嘲讽，满是不屑，没有丝毫的温度，听得陈建军，心里，一阵发寒，一阵绝望。
“永丰玩具厂？”瘦长脸的治安队员，把这句话，重复了一遍，语气里，带着几分不屑，带着几分嘲讽，“暂住证，办了两个月，还没办下来？永丰的老板，什么时候，这么磨蹭了？我看，你就是，没办吧。”